第3章 唐？敦煌写经《羯摩经》：丝绸之路上的佛典遗珍与文明密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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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流沙坠简：一部写经的千年漂流史

公元1900年，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，偶然发现了藏经洞（第17窟）。当尘封的窟门被打开，五万余件古代文书如沉睡的星河般展露真容，其中便包括后来辗转流入青海博物馆的唐写本《羯摩经》。这卷经书的前世今生，恰似一条隐秘的丝线，串联起盛唐佛事的辉煌、藏经洞的沧桑与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。

关于《羯摩经》的传入，可追溯至佛教律藏东传的历史脉络。“羯摩”意为“业”“行为”，在佛教中特指僧团依戒律处理僧事的规范仪式。这部经典并非中土原创，而是源自印度佛教上座部律藏，经西域胡商与求法高僧的行囊传入中原。据唐代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记载，东晋时期，罽宾国（今克什米尔地区）高僧佛陀耶舍曾于长安译出《四分律》，其中便包含“羯摩法”的核心仪轨。而《羯摩经》作为《四分律》的节本或单行本，很可能在唐初随着玄奘西行求法的热潮，由西域经敦煌传入中原——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“咽喉”，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，也是佛典翻译与传播的重镇，藏经洞中大量梵文、于阗文、回鹘文佛经的共存，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明证。

至于《羯摩经》如何进入敦煌藏经洞，学界普遍认为与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政策相关。公元845年，唐武宗推行灭佛运动，大量佛经面临毁佚风险，敦煌僧团遂将一批重要经卷封存入洞。而该写经卷尾的供养人题记“弟子张阿难陀供养”，则暗示了另一种可能：它或许是当地信众为祈福而抄写的供养经，在战乱或法难中被郑重封存。直到1910年，清廷下令将藏经洞剩余文书运抵北京，这卷写经才随大流踏上颠沛之路，后因历史机缘流入青海，最终被青海省博物馆收藏，成为该馆“丝绸之路文物展”的镇馆之宝之一。

二、墨韵千年：《羯摩经》的物质形态与文本密码

展开青海省博物馆的珍藏柜，《羯摩经》以卷轴装形制静卧其中，全长约2.3米，宽27厘米，由11张麻纸粘连而成。千年时光并未完全褪去其光彩——黄麻纸虽已泛出琥珀色的包浆，却依然坚韧，表面可见细密的帘纹，这是唐代“硬黄纸”的典型特征，此类纸张以黄檗染色防虫，适合长期保存文书。

写经的书法堪称唐代民间书风的典范。通篇以小楷书写，字体端整而不失灵动，横画起笔多露锋，收笔轻按，捺画则含蓄饱满，带有明显的“写经体”特征。细观笔锋，可见抄经生运笔时的节奏感：“佛”“法”“僧”等关键字眼往往笔画加粗，结构略大，形成视觉重音；而“之”“乎”等虚字则简笔带过，如飞鸟掠空。卷首未见经题，卷尾则有“羯摩经卷上”的墨书，旁侧还有一行小字“龙朔三年（663年）四月八日写”——这一明确纪年为断代提供了铁证，将写经时间锁定在唐高宗时期，比敦煌藏经洞多数文书的年代更早。

文本内容更暗藏玄机。《羯摩经》并非独立经籍，而是《四分律·羯摩法》的节录本，聚焦于比丘受戒、布萨、自恣等核心戒律仪式。与传世的《大正藏》本相比，此写本保留了若干异文，如“羯磨”写作“羯摩”，“波逸提”作“波夜提”，这些用字差异并非笔误，而是反映了唐代西北方言对梵文音译的影响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经文中多处用朱笔圈点，某些段落旁还有小字校注，如“此处脱一字”“音同某”等，显示出抄经生对文本准确性的严谨态度，也为研究唐代佛教戒律的本土化传播提供了实物标本。

三、考古视域下的《羯摩经》：从敦煌文书到丝路文明